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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泰坦尼克号上的贫富差距极为显著，船上的头等舱和二等舱的乘客较少，但三等舱的乘客人数最多，达到了706人，占船上乘客的比重相当大。即便如此，船上的贫民依然为数不少。方朗等人能登上这艘邮轮，背后有着一段历史背景。
1912年，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的爆发，令许多人失去了生计。煤矿工人的地位极为低下，24小时的辛勤劳动也无法养活家庭，生活的重压让他们决定集体罢工，反抗压迫。这场罢工历时长达37天，参与人数达到100万，影响了整个英国的煤矿业和航运业。方朗和其他华人受雇于英国唐纳德轮船公司，每天工作15小时，但工资却只有白人工人的五分之一。原本艰难的生计在罢工发生后变得更加不可承受。
此时，唐纳德轮船公司安排他们前往纽约，原本计划工作在一艘名为“阿纳特号”的船上，阿纳特号常年往返于纽约与古巴之间，专运热带水果。但在这场罢工的影响下，纽约航运一度停滞，唯一能够出航的船只就是泰坦尼克号。公司为他们购买了三等舱的团体票，尽管这舱位简陋，能够登上泰坦尼克号无疑为他们带来了希望，尽管他们身处昏暗的舱内，依旧憧憬着未来。
然而，命运的转折并未在他们登船时显现，而是迅速而残酷地到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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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坦尼克号从1912年4月10日启航，到14日夜晚，已行驶了五天。这段航程通常以平稳的海面为伴，北大西洋的风平浪静，仿佛一切都与灾难无关。船上，富人们尽享奢华的盛宴和狂欢，音乐悠扬、舞会热闹，而下层舱的乘客则在狭小的空间中度过时光，虽然条件简陋，但他们依然珍惜着每一餐的面包和牛奶。
然而，一声巨响打破了这片宁静的海面。船身剧烈摇晃，水迅速涌入船舱。方朗和其他三等舱的华人最早感受到船体的异样，他们意识到危机来临，必须尽快离开舱室。而上层甲板上的乘客，很多人并未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直到船员向船长汇报时，才逐渐明白船已经无法挽救。泰坦尼克号的船长爱德华·约翰·史密斯有着30年的完美航海记录，但此刻他也未能意识到危机的严峻。即便船员报告称船已进水，他仍抱有侥幸心理，认为船只能够挺住，直到船体严重受损，才下令启用救生艇。
然而，船上的救生艇数量远远不足以容纳所有人，只有1178个名额，而船上的乘客多达2224人。情况变得愈加混乱。方朗和其他三等舱的乘客被困在底层，门被紧锁，无法上到上层甲板。由于当时美国的移民政策，三等舱的乘客与其他舱位的乘客被严格隔离，船员甚至未曾考虑他们的生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方朗和其他华人几乎看不到任何逃生的希望。
04
随着船体下沉，船上的混乱达到顶点。船长躲进了船长室，而船员们也在绝望中行动。有些乘客被踩踏致死，船员们试图发出最后的求救信号。混乱中，白星航运公司首席伊斯梅不顾一切，趁机逃上了救生艇，弃船而逃。方朗和其他华人同伴，最终在最后时刻得到了救援，但他们的命运并未因此得到公正的待遇。船员们最终打开了紧锁的门，方朗和同伴们才得以脱困，但有两名同伴在混乱中丧命。
救生艇最终只载了651人，而1500多人未能登上救生艇，成了深海中的陪葬品。方朗就在这1500多人之中，他幸运地抓住了一块漂浮的木板，死里逃生。
救援船上的船员对方朗的华人身份产生了犹豫，但最终在旁人的指责下，他才得以被救。方朗与他的其他五位同伴一同被救起。然而，他们的命运并未因此得到改变，反而因《排华法案》被驱逐出境，被迫转送至埃利斯岛。美国当时的移民政策拒绝接受华人上岸，白星航运公司甚至散布谣言，声称这6名华人是乔装打扮成老弱妇孺才能上救生艇，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